先帝深虑汉、贼不两立,王业不偏安,故托臣以讨贼也。以先帝之明,量臣之才,固知臣伐贼,才弱敌强也。然不伐贼,王业亦亡。惟坐而待亡,孰与伐之?是故托臣而弗疑也。
臣受命之日,寝不安席,食不甘味。思惟北征。宜先入南。故五月渡泸,深入不毛,并日而食;臣非不自惜也,顾王业不可得偏安于蜀都,故冒危难,以奉先帝之遗意也,而议者谓为非计。今贼适疲于西,又务于东,兵法乘劳,此进趋之时也。谨陈其事如左:
高帝明并日月,谋臣渊深,然涉险被创,危然后安。今陛下未及高帝,谋臣不如良、平,而欲以长策取胜,坐定天下,此臣之未解一也。
刘繇、王朗各据州郡,论安言计,动引圣人,群疑满腹,众难塞胸,今岁不战,明年不征,使孙策坐大,遂并江东,此臣之未解二也。
曹操智计,殊绝于人,其用兵也,仿佛孙、吴,然困于南阳,险于乌巢,危于祁连,逼于黎阳,几败北山,殆死潼关,然后伪定一时耳。况臣才弱,而欲以不危而定之,此臣之未解三也。
曹操五攻昌霸不下,四越巢湖不成,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,委任夏侯而夏侯败亡,先帝每称操为能,犹有此失,况臣驽下,何能必胜?此臣之未解四也。
自臣到汉中,中间期年耳,然丧赵云、阳群、马玉、阎芝、丁立、白寿、刘郃、邓铜等及曲长、屯将七十余人,突将、无前、賨叟、青羌、散骑、武骑一千余人。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,非一州之所有;若复数年,则损三分之二也,当何以图敌?此臣之未解五也。
今民穷兵疲,而事不可息;事不可息,则住与行劳费正等。而不及今图之,欲以一州之地,与贼持久,此臣之未解六也。
夫难平者,事也。昔先帝败军于楚,当此时,曹操拊手,谓天下已定。然后先帝东连吴越,西取巴蜀,举兵北征,夏侯授首,此操之失计,而汉事将成也。然后吴更违盟,关羽毁败,秭归蹉跌,曹丕称帝。凡事如是,难可逆见。臣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。至于成败利钝,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。
译文
先帝考虑到蜀汉和曹贼不能并存,帝王之业不能苟且偷安于一地,所以委任臣下去讨伐曹魏。以先帝那样的明察,估量臣下的才能,本来就知道臣下要去征讨敌人,是能力微弱而敌人强大的。但是,不去讨伐敌人,王业也是要败亡的;是坐而待毙,还是主动去征伐敌人呢?因此委任臣下,一点也不犹疑。
臣下接受任命的时候,睡不安稳,食无滋味。想到为了征伐北方的敌人,应该先去南方平定各郡。所以五月里渡过泸水,深入荒芜之地,两天才能吃上一餐;臣下不是不爱惜自己呵,而是看到帝王之业不可能局处在蜀地而得以保全,所以冒着危险,来执行先帝的遗愿,可是争议者说这不是上策。如今敌人恰好在西面疲于对付边
这篇文章载于三国时期吴人张俨的《默记》,一般认为是诸葛亮的作品,当作于蜀汉建兴六年(228),比《前出师表》晚了一年。此时正值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中原未取得预期成果之时。在第二次北伐临行之际,诸葛亮向后主刘禅献上了这篇《后出师表》。
全文可分为四个部分。
第一部分从审时度势出发,高屋建瓴地指出讨伐曹魏是巩固蜀汉政权、兴复汉室江山的当务之急。文章的立论,由先帝刘备伐魏的决策开始,坐实到刘备托付诸葛亮伐魏这一重大任务之上。作者用了“惟坐待亡,孰与伐之”这一无可选择的反问句,说明了这次出师,乃是非伐不可的大事,决不能有所怀疑。
第二部分综论蜀中非议的错误。文章从两个方面立论:一是先帝遗意的决心,一是当前形势的有利,指明此刻出师,是为最佳时机,决不能宴然自惜,偏安蜀郡,得出了“兵法乘劳,此进趋之时也”的结论。
第三部分是全文的主要部分,诸葛亮从六个方面具体驳斥了蜀中非议的错
《后出师表》立论于汉贼不两立和敌强我弱的严峻现实,向蜀汉后主刘禅阐明北伐不仅是为实现先帝的遗愿,也是关系到蜀汉的生死存亡,不能因“议者”的不同看法而有所动摇。全文可分为四个部分。第一部分从审时度势出发,高屋建瓴地指出讨伐曹魏是巩固蜀汉政权、兴复汉室江山的当务之急;第二部分综论蜀中非议的错误;第三部分是全文的主要部分,多方面具体驳斥了蜀中非议的错误;第四部分论述世事多变,难以预料,必须尽力而为。
此文不仅是作者临行前上书的奏表,亦是其在当时情势下所表露的铿锵誓言,传达出一股忠贞壮烈之气。全文以议论见长,论证凿凿有据,论点鲜明,无可反驳;行文层层叠叠,用语激昂慷慨,气势充
此表一般认为是诸葛亮的作品。然而,由于《三国志》本传中不载,《文选》里也不见选录,而是为《三国志》作注的裴松之,在注文中引自张俨《默记》,所以,有人认为此表是伪作。但也有人认为,从体例文风和表中的言辞恳切来看,《后出师表》与《前出师表》并无二致;而且《三国志·吴志·诸葛恪传》中,诸葛恪说:“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,未尝不喟然叹息也。”所指可能即系后表。但具体是否为诸葛亮所作,仍有异议。
伪作论据
(一)《后出师表》没被《三国志》收录。良史陈寿修《三国志》,编《诸葛亮集》,在材料的取舍上是经过审慎斟酌的,但其均未收录此表。
(二)《后
老子曰:“至治之极,邻国相望,鸡狗之声相闻,民各甘其食,美其服,安其俗,乐其业,至老死不相往来。”必用此为务,挽近世涂民耳目,则几无行矣。
太史公曰:夫神农以前,吾不知已。至若《诗》、《书》所述虞、夏以来,耳目欲极声色之好,口欲穷刍豢 之味,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。使俗之渐民久矣,虽户说以眇 论,终不能化。故善者因之,其次利道 之,其次教诲之,其次整齐之,最下者与之争。
夫山西饶材、竹、旄、玉石,山东多鱼、盐、漆、丝、声色,江南出棻、梓、姜、桂、金、锡、连、丹沙、犀、玳瑁、珠玑、齿、革,龙门、碣石 北多马、牛、羊、旃、裘、筋、角;铜、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。此其大较也。皆中国人民所喜好,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。故待农而食之,虞 而出之,工而成之,商而通之。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?人各任其能,竭其力,以得所欲。故物贱之征贵,贵之征贱,各劝其业,乐其事,若水之趋下,日夜无休时,不召而自来,不求而民出之。岂非道之所符,而自然之验邪?
《周书》 曰:“农不出则乏其食,工不出则乏其事,商不出则三宝绝,虞不出则财匮少。”财匮少而山泽不辟 矣。此四者,民所衣食之原 也。原大则饶,原小则鲜。上则富国,下则富家。贫富之道,莫之夺予,而巧者有余,拙者不足。故太公望 封于营丘,地潟卤,人民寡,于是太公劝其女功,极技巧,通鱼盐,则人物归之,繦至 而辐凑。故齐冠带衣履天下,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。其后齐中衰,管子修之,设轻重九府,则桓公以霸,九合诸侯,一匡天下;而管氏亦有三归,位在陪臣,富于列国之君。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 也。
故曰: “仓廪实而知礼节,衣食足而知荣辱。”礼生于有而废于无。故君子富,好行其德;小人富,以适其力。渊深而鱼生之,山深而兽往之,人富而仁义附焉。富者得势益彰,失势则客无所之,以而不乐。夷狄益甚。谚曰:“千金之子,不死于市。”此非空言也。故曰:“天下熙熙,皆为利来;天下攘攘,皆为利往。”夫千乘之王,万家之侯,百室之君,尚犹患贫,而况匹夫编户 之民乎!
冯唐者,其大父赵人。父徙代。汉兴徙安陵。唐以孝著,为中郎署长,事文帝。文帝辇过,问唐曰:“父老何自为郎?家安在?”唐具以实对。文帝曰:“吾居代时,吾尚食监高袪数为我言赵将李齐之贤,战于钜鹿下。今吾每饭,意未尝不在钜鹿也。父知之乎?”唐对曰:“尚不如廉颇、李牧之为将也。”上曰:“何以?”唐曰:“臣大父在赵时,为官将,善李牧。臣父故为代相,善赵将李齐,知其为人也。”上既闻廉颇、李牧为人,良说,而搏髀曰:“嗟乎!吾独不得廉颇、李牧时为吾将,吾岂忧匈奴哉!”唐曰:“主臣!陛下虽得廉颇、李牧,弗能用也。”上怒,起入禁中。良久,召唐让曰:“公柰何众辱我,独无间处乎?”唐谢曰:“鄙人不知忌讳。”
当是之时,匈奴新大入朝?,杀北地都尉卬。上以胡寇为意,乃卒复问唐曰:“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颇、李牧也?”唐对曰:“臣闻上古王者之遣将也,跪而推毂,曰阃以内者,寡人制之;阃以外者,将军制之。军功爵赏皆决于外,归而奏之。此非虚言也。臣大父言,李牧为赵将居边,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,赏赐决于外,不从中扰也。委任而责成功,故李牧乃得尽其智能,遣选车千三百乘,彀骑万三千,百金之士十万,是以北逐单于,破东胡,灭澹林,西抑彊秦,南支韩、魏。当是之时,赵几霸。其后会赵王迁立,其母倡也。王迁立,乃用郭开谗,卒诛李牧,令颜聚代之。是以兵破士北,为秦所禽灭。今臣窃闻魏尚为云中守,其军市租尽以飨士卒,私养钱,五日一椎牛,飨宾客军吏舍人,是以匈奴远避,不近云中之塞。虏曾一入,尚率车骑击之,所杀其众。夫士卒尽家人子,起田中从军,安知尺籍伍符。终日力战,斩首捕虏,上功莫府,一言不相应,文吏以法绳之。其赏不行而吏奉法必用。臣愚,以为陛下法太明,赏太轻,罚太重。且云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,陛下下之吏,削其爵,罚作之。由此言之,陛下虽得廉颇、李牧,弗能用也。臣诚愚,触忌讳,死罪死罪!”文帝说。是日令冯唐持节赦魏尚,复以为云中守,而拜唐为车骑都尉,主中尉及郡国车士。
七年,景帝立,以唐为楚相,免。武帝立,求贤良,举冯唐。唐时年九十余,不能复为官,乃以唐子冯遂为郎。遂字王孙,亦奇士,与余善。